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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与键睿智库联袂举办中国海洋权益座谈会
2017-07-19 14:26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网 浏览: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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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中国海洋权益,横览周边邻域局势。谈锋甚锐见犀利观点,心态平和呈大国姿态。7月3日上午,《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与键睿智库联袂在位于东京的《日本新华侨报》社举办“中国海洋权益问题与周边形势座谈会”。中国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王键应约到会。《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键睿智库高级顾问蒋丰主持了座谈会。

下面为座谈会的摘要。

中国海洋权益问题凸现的三个因素

蒋丰:今天,我们来一起探讨中国海洋权益与周边形势的问题。可以这样讲,海洋权益问题是近年来日益凸显的一个问题,过去,它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并不占有明显的位置,如今则在我们对外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至影响到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我想问朱锋教授,应该怎样理解中国海洋权益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

朱锋:中国的海洋问题确实是我们现在对外关系、周边外交、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突出话题。为什么会有海洋权益争议?为什么围绕海洋安全问题的外交斗争越来越激烈?我觉得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战略主张有了新的觉醒和新的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不断的走向海洋,开拓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技,包括进一步促进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中众所周知,中国历来是一个陆地大国,并非是一个海洋大国。可以说过去300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农耕经济。但是,我们知道过去400年西方主导的近现代的历史进程,近现代文明的核心就是发现和利用海洋。所以,海洋文明重新塑造人类的文明史,而且也成为东西方之间在过去400年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根本原因。

那么,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到了上世纪末,随着国家力量的崛起,我们对海洋的依赖,对海洋开发的国家利益的需求越来越紧。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大国,我们商业的海上航线遍布全世界。所以,中国的工业化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历程中,需要我们要从陆地大国走向海洋大国。这几年海洋问题的上升,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人开始走向海洋。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是整个世界上陆地和海洋邻国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国人的宿命。中国有7个海洋邻国,有14个陆地邻国,总共有21个邻国,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所以,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到近现代的历史转型中,遗留下来很多没有解决的陆地和海洋领土边界。陆地边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中国通过谈判成功的解决了和11个陆地国家的领土划界问题。但是,海洋领土争议的解决,它的复杂度,技术上的难度以及它对相关的国际法所需要的适应性,要远远超于陆地划界。

海洋划界跟陆地划界是完全两个概念。陆地划界就是划一条线,这边是你的,那边是我的。但海洋划界涉及到三个问题:第一、要确认海洋的地物到底是谁的,然后这个海洋地物能够提出什么样海洋权利主张,然后还要进行海洋权益划界。比如说到底是专属经济区,有没有领海等等这些问题是由国际海洋法规定的,是非常技术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的和11个陆地国家划界,没有划界的就是印度和不丹。问题就在于海洋领土划不了界,就是因为海洋领土的法律争议远远大于简单的陆地领土划界。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第二,就是海洋领土争议的复杂性,它不是简单的我占领了就是我的,或者说我实控了就是我的。它既有历史和法律的背景,同时也需要根据历史的法律依据来重新进行海洋权益、海洋领土主张和的重新划界。这个问题的法律复杂度远远高于陆地边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东海、南海的海洋领土争议迟迟没有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复杂性导致外交谈判的艰巨性。

我们再来谈第三个因素,那就是当中国开始和周边国家积极探讨海洋权益划界、海洋领土争议解决的时候,一个挥之不去的背景,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的背景,在海洋的投射开始扩大。这就引起了大国最复杂、最敏感权力的争议和冲突。我们都知道钓鱼岛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不那么激烈,到了2012年日本的野田政府一定要推动“国有化”的时候,中国一定要作出反应。

再看今天的南海问题。美国历来主张他对南海的主权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立场,但是今天中国在南海的一举一动,美国都把它放在战略的显微镜下去进行透视。原因是因为中国崛起,中国和地区的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所以,美国和日本都担心中国有可能利用所谓海洋主权争议的解决进程,作为中国从陆地大国走向海洋大国的一个新的历史进程。它进一步加剧了由大国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引发的安全焦虑,甚至担心。也就是说,当中国开始走向海洋,中国开始不断的增强对海洋的领土主权问题解决的时候,大国的权利竞争和战略博弈前所未有的扩大。它使得原来单纯的海洋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议,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大国博弈。这就导致中国的海洋主权和领土争议、海洋权益划分的相关问题就变成各国媒体、各国智库、各国政界热炒的一个重要话题。

中国海洋权益问题是在补课

蒋丰:刚才,朱锋教授从中国国家转型——从陆地国家转向海洋国家、从中国周边邻国地理位置以及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海洋权益这样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海洋权益问题日益凸现的背景性因素。这样的分析,让我们受益匪浅。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在海外还有一种状况,就是你无论如何做出解释,他都是认为中国在进行海洋扩张。

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强大起来走的是一条陆地扩张的道路,现在中国强大起来会不会走一条海洋扩张的道路。王键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健:刚才朱峰教授从历史到现状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讲得很好。他是中国国家海洋问题研究的领军人物,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首席研究员,我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海洋问题是中国当前尤为重要的国家级的一个大课题。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2012年中共十八大,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当时,这个目标引起很多国家关注,与我们有海洋领海纠纷的国家课题组,开始跟踪中国的海洋政策变化。2013年以后,习近平主席又先后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设二十一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习近平主席是在印度尼西亚提出的。为什么到印度尼西亚去讲这个话?因为我们和东南亚有着多年的合作和良好的关系,中国和东南亚在2016年就建设了中国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我们希望与他们有一个共建。

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有这样几点是不容忽视的。第一,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的海洋贸易大国。中国远洋货轮利用巴拿马运河的次数,恐怕是世界第一位的。中国的货轮经过马六甲海峡,也是排在前列的。所以从这两个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现在确实是一个海上贸易大国。第二,中国历史上曾有郑和下西洋,那时当时中国人海洋思想具体体现。认真观察那段历史,就会发现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去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领海,也没有一路上去做什么海盗,而是去传播中国的文明,介绍中国的先进文化。第三,我们应该看到前几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个有关中国和平发展的白皮书,强调中国今后的发展是和平发展,不以扩张领土、扩张领海作为自己发展海洋事业的必要前提,我们一定要走不同于欧美,包括日本那样的海洋列强走过的路。

对于认为中国要进行海洋扩张的人。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中国的海洋权益至今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我们海外经济利益,包括我们的海外侨民利益,还在受到损害。过去,中国国家力量薄弱,保护不了这些。今天,中国是在补课,抓紧把这块做好。我们明确向世人宣布,中国不做侵略国家,但是也要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今年,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正式下水,未来我们还要建设八艘航母。干什么呢?就是要保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有一些周边小国,看见中国维护海洋权益,就说中国是在扩张,这是不对的。中国有自己应该拿回来的利益。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还要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海洋保护力量。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在他有生之年,多次喊出了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海洋权益,没有海洋权益中国强不了。他也多次呼吁要建设强大的海军,但都是没有实现。现在的中国,是实现这个梦想的时候了。没有一个强大的海军,就无法成为强大的海上大国。做不到海洋大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都没有保障。

中国做海洋大国并不是在几艘航母上

蒋丰:王键教授回应了世界上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在经济上发展起来以后,会不会走海洋扩张道路的问题。他的提示非常好,中国在海洋权益问题不是做多了,而是还有很多未做。接下来,我想请朱锋教授做一个延续展开,那就是中国要做海洋大国的蓝图是什么?比如说,许多国家热炒中国在南海填岛造地,他们总是关心到底要搞多大面积?未来应该怎样与中国相处?

朱锋:未来中国海洋强国的发展蓝图,在中国政府的许多文件中都有涉及。中国的海洋大国的核心是海洋经济强国,海洋科技强国,海洋资源强国,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说只是简单的填岛就能填出一个海洋强国,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或者说根本是误导性的。因为填岛是填不出实质性的海洋强国。那么问题就在于海洋强国的内在的架构是什么?这正是刚才王键教授谈到的中国需要保护海洋权益。

中国的海洋权益保护不仅仅要根据国际法,还应该享有我们的专属经济区、领海、大陆架(毗邻区)等各种相关的海洋权益。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海洋领土争议,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解决。像现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问题,根据波茨坦公告,战前日本占领的这些领土都要还给亚洲各国。在整个二战期间南沙群岛和西山群岛被日本人占领,统称叫“西南群岛”。所以,我们说根据战后处理亚洲事务的相关国际法文件,西沙群岛当然归属中国。

1946年的11月,中国海军曾与美国军舰一起收复西沙、南沙失地,而且用当时军舰的名字命名岛屿,比如说现在西沙群岛最大的岛屿叫永兴岛,就是用当年美国海军的“永兴舰”来命名。南沙群岛最大的岛屿叫太平岛,也是用美国海军的太平舰的名字命名的。无论是历史的依据还是相关的国际法规则,中国对南沙、西沙享有主权都是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当年,南京政府划界九段线,从我们现在查到的历史档案,国民政府是跟美国人交涉过的,美国当时没有任何异议。这在当时不仅是中国作为二战胜利国维护中国南海岛屿主权的实质性的举动,更重要的是协助战后的美国共同重新建立和发展二战后的亚洲安全秩序。

那么,美国为什么现在不承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中国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盟友,直至60、70年代,中国的实力对美日来说根本不构成什么威胁。但是,今天中国已被美国、日本视为亚洲或者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战略竞争者。时过境迁,美日在南海领土争议上完全采取了双重标准。所以,对中国来讲,解决现在南海岛礁主权问题,是要给中国,给地区一个历史的公正,你不能说因为中国膀大腰圆了,你原来的权益就不合法。我们说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今天即便是中国将南海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作为周边外交的一个重点,也不能说就是一个简单的中国领土扩展问题。这些问题或者这样的指责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另外要看到,现在整个全球海洋领域是国际法管辖程度最高,国际合作全球治理机制最健全的。美国人指责中国违背所谓的航行自由,但是我们说中国恰恰是航行自由最大的受益者。我们也没有任何实际举动去妨碍任何国家的航行自由。现在,西方媒体动不动就说南海领域每年有5万亿美元的贸易,但这5万亿美元的贸易中,有60%是中国的。因此,中国是南海自由航行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南海自由航行的最大的维护者。

我们今天审视中国的海洋战略,核心的问题是三个要素:第一、我们要合作;第二、要讲规则和自理。中国一个国家是搞不定的全球海洋,它是人类的公共产业。海洋不仅是世界航运的通道,更是世界资源的主要来源,海洋更关系到未来地球的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的核心问题。所以不管中国的海洋战略有什么样的蓝图,通过合作,依据国际法共同的来推进和发展海洋领域的全球治理进程,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基本选择。第三,就是要在法律的依据上更加合理、积极的来解决这些海洋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议。

从这些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的海洋战略很简单,就是内外结合。内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增强我们海洋科技、海洋环境、海洋生态、海洋航运,包括海洋权益保护的内在的能力建设。而这种能力建设中,海军的建设只占据很小的部分。21世纪的海洋大国已经无法去复制18世纪到20世纪海洋军事强国的所谓的过去的历史模式。如果中国要去重复的话,那中国的海洋强国就首先是海洋军事强国,那一定是错的。所以,我并不看重中国有多少个航母,我只是看中国在海洋有多大的科技、经济、法律和制度能力。

还有,今天当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时候,我们对世界更好的利用海洋能够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刚才讲过,海洋是全球的公共利益。海洋的资源环境、生态的保护和发展是全球的公共产品。所以,中国走向海洋的进程,一定是一个更加合作的进程。现在的媒体也好,包括日本也好,美国也好,不能只是把中国海洋利益的发展仅仅狭隘的、简单的锁定在说中国现在建岛,认为中国就想把南海拿回来,中国就想在钓鱼岛问题上跟日本人搞别扭。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从台湾问题到台海问题

蒋丰:好!刚才朱锋教授解决中国海洋权益的路径上谈了他见解。现在我想请教王键教授,谈南海问题自然离不开台海两岸问题。台湾当局的蓝、绿两方对此也有不同的表态,未来也充满变数。您认为在南海问题上,两岸关系能够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或者说两岸关系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是什么?

王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首先,马英九在2008带领国民党再度执政。他做了8年,直至2016年。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大陆多次提出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应该合作,共同维护我们中华民族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但是,我们这个美好的愿望最后没有落实到实处,因为台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其实不止南海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包括钓鱼岛问题上,始终坚持不和大陆合作。无论是民进党当局,还是国民党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基本都是一致的,就是不和大陆合作。

其次,两岸关系也存在一个两岸的海洋关系。6月26日,美国宣布了修订的国防法案,表示今后美国军舰可以停靠台湾的港口。台湾的报道称是高雄。这个问题非常严峻,导致台湾问题衍生为台海问题。台湾问题指的是我们解决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一国两制的问题,而台海问题则不仅仅是简单的两岸的关系问题,还涉及到了美国的因素。据台湾媒体报道,今后美军可能还会要求停靠南海的最大岛屿太平岛,这就形成了对中国海洋权益以及南海的空前威胁,增加了对中国的战略威慑。

从美军的军舰停靠台湾还带出一个新话题。近日台湾的报道都在讲,如果一旦大陆武力进攻台湾,台湾的军舰都要战略转移到美国的港口寻求保护。这已经是美国公然军事介入我们两岸的问题了。这又是一个新的难题、新的课题。去年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再一次执政,两岸的政治关系处于完全停摆状态。民进党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和大陆的正面接触基本都停了。现在,岛内实施“去中国化”,已经到了异常疯狂的地步。近日,他们刚刚决定,把所有有关蒋介石记载的,包括文物,包括图书馆,包括蒋公的纪念馆都关掉、撤掉。“去蒋化”是什么?就是“去中国化”。“去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台独的文化标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在海洋问题上不可能奢望和台湾搞什么合作。

朱锋:我这里加一句,就是刚才王教授谈两岸关系谈得非常深刻、全面,我增加一句。就是我刚才讲中国的海洋战略本质必须是和平、合作,以及提供为人类更好的发展海洋作为公共产品,否则绝不会成功的。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海洋战略,在维护自己的海洋主权权益的过程当中,如果别的国家,别的地区的行为,相关的实体做了一些不恰当的事情,实质性的威胁到了中国的海洋领土主权和相关权益,那我们只能是迫于反击。所以,就像刚才王教授说的,比如说如果美国军舰要停靠南沙的太平岛,甚至要将现在的太平岛由美国来进行重新军事化的话,那这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

同样,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日关系上,一方面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将海警船进入钓鱼岛,一个月就三次。我们从2012年9月到现在已经5年了,我们在钓鱼岛宣誓主权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提升所谓中国介入的行为和程度。但是,日本却借着钓鱼岛争议,将西南诸岛防御实质化。如果日本借着这个问题加强对中国海洋航行自由的实质性的威胁和挑战,那也将迫使中国作出反应。

从这个角度来讲,亚太周边的国家如何客观、准确、合理的解读中国的海洋战略,以及彼此能够在21世纪都能用一种合理的对话的合作方式来反映各自的海洋安全和权益的关注,是一个核心的话题。

中国应强化内功对付挑战

蒋丰:正好,就这个问题我还想再次请教朱锋教授。中日两国如果从历史上来看,选择共同发展目标的时机并不多的。或许可以这样讲,在明治维新以后,中日两国曾经选择过一个相同的要走近代化国家的道路。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以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一个重要节点,中国的近代化路程被中断了。日本把这场战争称为“明治青春的战争”。也就是说,中国的近代化被日本阻隔搁浅了。

现在,中日两国有了一个共同的发展目标,中国要建设海洋大国,日本要建设海洋强国。看起来这是一个共同的发展目标,但这个目标实施过程中,一定会有相互冲撞的地方。近现代史上日本与中国冲撞,还是日本一个国家与中国冲撞,而现在日本准备与中国进行冲撞,背后有美国和中国周边一些邻国。您怎样预测中日两国在建设海洋大国和海洋强国相同目标中的相互冲撞?

朱锋:蒋老师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中日关系现在的确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中日关系要改善路途漫长,甚至前景难判,但我是谨慎的乐观派。

话题如果回到日本的明治时代,为什么明治改革之后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并侵略中国,日本为什么会利用中国作为踏板,开始日本真正的现代化进程?

有些日本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太弱,还有日本右翼说中国是以弱来诱惑日本侵略中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切肤之痛不是日本,是我们的体制的昏庸和腐败。我们说晚清的体制以及当时的整个社会缺乏革新机制,对世界没有一个全面、合理的、客观的眼光,在中国周边已经出现李鸿章说的4000年未有大变局的情况下,我们缺乏革新的决心。所以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不同历史进程的本质,我很坦率地说是中国人自己不行。如今150年过去了,我们是否还要重复这个历史的故事?中国面对着日本以及日本背后的美国,这是一种挑战。但是,坦率的说,我认为最大的挑战依然是我们是否具有革新的勇气和决心。如果中国人不能看到这一点,我们还会面临第二次历史的苦难。我坚信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我坚信未来的中国也不会再去重复晚清时中国人非常痛苦的经历。中国人只要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只要对世界有客观、准确的认识,有改革自己、振兴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真正威胁到中国。

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和战略的持续性、有效性都在于国内体制的成熟、社会的凝聚和民众坚定的意志。所以,对刚才蒋丰老师的问题,我认为回答起来很简单。答案不在于日本、美国对中国做什么,答案在于我们中国人能否借今天这样一个新的历程的严峻挑战要开始来临的时候,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变革自己。

中日无需签订第五个政治文件

蒋丰:好,那么接下来我还要请教王教授。我相信您在研究两岸关系问题以及研究中日关系问题的时候,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海洋权益问题在其中的份量是越来越重,越来越凸显。因此,日本方面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四个历史政治文件,已不足以来指导未来的中日关系。也就是说中日关系应该有第五个政治文件产生。而第五个政治文件里应有的内容,不是在重复过去所说的历史问题、两岸关系问题、人权问题等等,应该增加更为重要的就是海洋问题,也就是说海洋问题应该成为中日关系第五个政治文件中的重要内容。您对此有什么见解?

王键:我们知道,5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代表、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以及安倍的首席秘书官。据媒体报道,双方谈得不错,二阶俊博还转交了安倍晋三的亲笔信,并提出了四条建议。二阶俊博回国后给安倍首相做了汇报。随后他对记者说中日关系改善的空气非常浓厚,中日两国签订第五个政治文件的条件已经具备。

就我个人的观察,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已经有四个政治文件,此外还有一个四项原则共识。那么,是不还需要再签订第五个政治文件呢?我个人认为目前中日两国签订第五个政治文件无论是政治气侯,还是现实的情况,都不具备条件。我本人相当不赞同。为什么呢?因为那四个政治文件还没有得到完全落实。日本屡屡在台湾问题上向我们发难。在四个政治文件、四项原则共识都没有得到完整的兑现的前提下,要签订第五个政治文件是不合适的。蒋丰老师刚才说第五个政治文件中应有海洋问题,但我个人并不认为签订了第五个政治文件就可以解决中日两国的海洋权益之争的问题。

南海战略博弈的序幕刚刚拉开

蒋丰:朱锋教授,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那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南海政策与特朗普南海政策是否有不同点?您对特朗普的南海政策有什么预测?

朱锋:首先,我想指出,特朗普的南海政策与奥巴马的南海政策没有不同。他们之间不但有很大的连续性,特朗普的南海政策比奥巴马的南海政策还会更加强硬、更加具有攻击性。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今年的1月11日美国国务卿在美国国会提名的听证答辩上,在南海问题上所做的表述,完全是超级强硬,甚至说要阻止中国在南海再建岛礁的努力,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建设是不合法等等这些。当然,特朗普上台以后,南海政策相对来说有所调整。

我认为这个调整不是一个政策调整,这是一个处理问题的先后次序的调整。因为特朗普上台以后把朝鲜问题列为他最大的优先事项,他还要拉着中国一起在朝鲜问题上有实质性的行动,想要推动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给予更加强硬的管制措施。所以,朝鲜问题变成不仅是特朗普亚太安全战略中的最重要问题,也试图想把朝鲜问题变成所谓向中国示好的一个噱头,就是你在这个问题上帮了我,我在别的问题上帮帮你。所以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在朝鲜问题上中美如果能够有所行动,那中美的合作会比在贸易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更重要。但是,最近确实风向似乎有点转,一方面是美国开始宣布对中国的丹东银行以及海运的两个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另一方面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最近在中国问题上狠狠的批评中国,美国又有新的驱逐舰进入西沙群岛的十二海里海域,这是一种公然的军事挑衅。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到底关注什么,它的核心或者说主要的安全目标和外交目标是什么?我们可以数一下:第一,就是先给中国戴一个大帽子,这个大帽子就是我们在南沙的七个岛礁的建设,等同于所谓军事化。但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在南沙的这些岛礁建设:一、是为了提供南海开发、环境保护的公共产品。二、即使有防御性的措施,也是必要的,但是有限的。美国现在是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把我们现在开发岛礁的合理的有限的防恐行为都定义为军事。   第二,美国把中国岛礁建设的军事化视为是整个南海海上安全的最大威胁。这个威胁不仅有可能对美国进出太平洋和印度洋带来威胁,而且会使得中国有能力对周边这些中小国家实施强制军事行动。所谓强制军事行动就是中国有了更好的军事的手段,今后可能用军事方式来收回这些被占岛礁。所以,在外交问题上美国定义得也很严重。第三、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影响力的扩大和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构成了中美战略影响力的一种竞争和角逐。如果美国默许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所形成的这样一种中国战略影响力和海上军事影响力存在的扩大,那就等于说中美在东盟的影响力就一升一降。中国开始上升美国开始下降。那美国说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呢?而且后面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所以南海岛礁建设已经变成中美在西太平洋影响力竞争力的试金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特朗普政策有可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甚至不惜对抗的措施。这种措施不仅有可能增加美国航行自由的所谓军舰、飞机、穿越和飞越中国在建岛礁或者其他南海岛焦的频率和次数。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也是在拉拢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包括一些国家来进行所谓的南海外交的新的阵营化,要孤立中国。我们都知道今年日本最大的直升机航母“出云号”已经在南海和美国进行了军事演习,加大了军事介入、军事投入。所以南海的战略博弈,我可以非常准确的告诉大家,序幕刚刚拉开。

经济援助只能是配套手段之一

蒋丰:现在我把话题要转给王键教授。海外现在有这样的一种评论,就是说我们对越南也好、菲律宾也好,是采取尽最大的忍耐的办法,包括经济上的援助的办法来化解矛盾。但是也有的看法,认为现在这样对越南,对菲律宾的做法是一种养虎为患的政策。未来这几个国家在周边,特别是发展起来或者是重新得到了美国跟日本的强有力的支援以后,会导致南海问题更加恶化。您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需要调整什么吗?

王键:我首先同意朱锋教授刚才讲的,我们面临的南海的这场大戏刚刚开始。刚才蒋丰老师讲到,我们对待包括越南还有菲律宾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是采取了以和为贵,以经济合作为前提的非常友好的外交。特别是我们知道中国和越南实现了高层互访,越南的国家主席、总理和我们在各个场合都有一些接触,中越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这几年应该说发展也不错,中国对越南应该说做的很多是经济上的行为,虽然是越南占有我们20多个岛屿,是侵占我们南海领域最多的国家,但中国仍然对越南采取通过和平协商、经济合作来逐步解决海岛的争端问题。

再就是菲律宾。菲律宾现在是换了一个总统杜特尔特。这个人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大家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这个杜特尔特也是个有个性的人。他上台很快就调整对华的姿态,来北京访问。这个就不用讲了,我们花费160亿美元以贷款形式及各种形式援助菲律宾,他得到实惠了,回到菲律宾后,菲律宾人都感谢他,拿回这么多钱。他说我拿这些钱干什么?主要发展菲律宾的教育交通,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这样,他的支持率就上升了。尽管他暂缓了在南海问题和中国的对峙,但是小动作不断的。

我个人感觉中国面对像越南、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仅仅通过经济合作和援助,可能一时缓解矛盾。有些时候战略需要退一步进两步的。因为南海不仅仅面临这几个小国的问题,它有美日等大国的介入。这样的一个南海国际博弈的局势,已经出现了多重交织的局面。我们不仅面临着越南、菲律宾,我们知道还有印尼、马来西亚等,而且在我们的南海也曾经出现了英国的飞机、法国的军舰,印度的军舰也要过来。所以,南海现在对我们非常的严峻。

现在,我们还需要练内功。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一部自己的海洋法,我们的海洋权益,我们的海洋法建设,我们的海洋整个的发展规划还要加强做。还是要有战略定力,把自己发展海洋雄心壮志,把我们的海洋力量真正的提高。我想这是最关键的。仅仅是通过经济让利、经济援助,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而且一旦形成定势,还被一些无赖的国家当做一种过一段时间就要跟你要钱,你不给他就给你挑挑事。经济援助只能作为配套手段之一,但不能作为主要的手段,这样就麻烦了。

蒋丰:今天朱锋教授、王键教授就还海内外关心的中国海洋权益问题和周边形势畅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受益匪浅。座谈会到此圆满结束,谢谢两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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